记“首都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、北京市计量院电学中心黄艳

——记“首都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、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电学中心(实验室)主任黄艳

  先后4次荣获北京市质监局“年度先进个人”称号、2012年荣获“北京市优秀职工小家”和“市直属机关创先争优先进基层组织”称号、2013年又荣获“首都劳动奖章”称号,在见到还不满40岁的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电学中心(实验室)主任黄艳之前,记者发现她的荣誉簿上早已是成绩斐然。

  在毕业之初,黄艳曾在本报做过编辑工作。短暂的新闻生涯让黄艳感到难忘,但令她全身心投入的,还是从1998年开始至今从事了15年的电学计量工作。

  平凡的计量检测岗位、不平凡的计量检测成绩,黄艳用10余年的默默耕耘,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电学计量艳阳天。

  接还是不接

  当再次听到坐在对面刑侦队老队长诚挚的恳求时,黄艳明显感觉自己的内心似乎有一股“电流”流过,深受感动。

  那是在2012年夏天,已经快要退休的刑侦队长接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:1个年轻小伙子和自己的一位好友前去钓鱼,出发前好友专门在网上购买了一台捕鱼机,结果两人在钓鱼时发生了意外,小伙子身亡。

  根据初步勘查和当事人的口供,造成小伙子身亡的罪魁祸首就是那台网上购买的捕鱼机——小伙子是被这台捕鱼机电死的。可让刑侦队长感到为难的是,这台捕鱼机属于三无产品,国家也没有直接相关的检测标准,可以证明该台捕鱼机的电压足以致命。

  经过反复查探,刑侦队长找到了黄艳,第一次来到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时赶上黄艳外出,等了好久双方才见面,不过由于相关标准的缺失和检测上的难度,黄艳并没有马上答应这个“差事”。刑侦队长第二天又来找她,反复诉说案件的疑点和难点,希望得到公正的答案和专业的帮助,从而给双方一个满意的说法。

  接还是不接,这是一个难题?黄艳面临着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艰难选择:接了,并不好检测,可能无法得到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;不接,又与那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不符。

  黄艳答应决定通过科学计量的方法,为那个罪魁祸首捕鱼机进行一次电学计量检定。经过反复查阅资料,黄艳发现了一个与该产品相关的国家标准,按照标准要求,她严格进行了一次计量检测,印证了老刑侦队长的侦查:捕鱼机释放的电流,足以致人死命。

  看着自己的工作能够为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,黄艳觉得再辛苦的付出都是值得的,因为多年的电学计量检测工作让她深深明白,这份工作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,关乎民生,责任就不能出现“断电”。

  2010年,北京市决定推行智能电表,进行智能电网建设,整个首都的智能电表检测和型式批准(型批)工作,落到了黄艳所领导的电学中心实验室。时间紧、任务重,成为这项工作最突出的特点,黄艳开始带领着全中心所有检测人员,实施两班倒的工作制度,一边做着老电表的检测,一边做着新电表的型批。为鼓励大家高标准完成工作,黄艳还在中心开展评比,看谁的电表检测又准又快……就这样,他们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4年才能完成的4万余台件智能电表检测任务,面对太多客户馈赠的锦旗、表扬信时,她说得最多、也是最普通的一句话就是: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,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分内之事”。

  一下子炸开了锅

  2008年,当黄艳刚刚当上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电学中心(实验室)主任时,就面临着一个不小的挑战。

  计量检测本身严守的是标准,长期的计量检测工作,使得黄艳养成了按标准办事的习惯,但是当她当上实验室主任,成为大家的带头人之后,她却发现,实验室的有些计量是没有标准的。

  新官上任三把火。黄艳上任的第一把火,就烧到了“严守标准”上,她把实验室一直在检测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关标准的项目,如停车场计量收费表、医院心电模拟器等,一律叫停。

  一下子,这项新政就在中心炸开了锅,许多从事这些被叫停检测项目的老同志想不开了:我这么多年一直都检测得很好的项目,为什么要突然喊“不”?为此,双方一度矛盾重重,甚至在大年三十的时候,还有想不通的人对着黄艳拍起了桌子,嚷嚷着“大家都别好好过年”。

  面对大家的误解,黄艳顶住了压力。根据社会需求,她带头组织科研力量,对这些需要检测的项目组织编写检测规程,制定地方标准,使得这些检测项目都有标准可依。

  现在,黄艳在实验室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标准——这些标准大多呈现出易计量、可量化、可操作的特点——大家都很自觉地遵守这些标准。在她的带领下,整个实验室团队强手如云,10余人先后获得“国家一级注册计量师”资质,积淀了雄厚的技术和人才实力,累计完成37项国家和地方各类基、标准,业务范围从以往为国有工业企业服务为主,向为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不断转变,为计量实验室的特色检测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模式。

  让出租车掉头

  “喂,黄主任,那个数据还是不对,怎么办?”电话那头焦急地说道。

  “你们反复试验了?”黄艳问道。

  “是的。”

  “等着,我马上赶回来。”得到电话那头的肯定答复之后,黄艳一下子急了,让已经快到家的出租车掉头,驶向了单位。

  那是在2012年12月中旬,黄艳作为学科带头人,刚在两个月前接到了北京市的一个重要科研课题任务,可临近递交科研计划书的日子,课题中的一个关键数据,总是无法满足要求。

  黄艳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加班,连日的劳累,使她患上了中耳炎,可她仍然“不下火线”,只到单位附近的医院做了检查,医生做出了输液的诊断。

  于是,黄艳每天下午抽空去医院输液,完事之后又回到单位加班,晚上11点左右才下班回家。高负荷的工作,终于让她生病的身体彻底“吃不消”了,就在输液的第四天,她在医院产生了药物过敏症状,在输液的时候直接晕倒了。

  在医护人员的紧急救治处理后,黄艳总算没有出大事,不过医生建议她让家属来医院接她回家好好休息。考虑到家人工作也很繁忙,黄艳决定自己打车回家,没想到刚到家门口,同事的一个电话,又改变了出租车的目的地。

  又是一次到深夜11点的加班,与往常不同的是,即使穿着厚厚的军大衣,黄艳还是在不停地哆嗦,冒着虚汗,她一度认为可能是因为关键数据迟迟出不来引起的紧张和着急。最终,反常的表现还是引起了同事的注意,她因药物过敏而晕厥的事情才得以曝光,不过黄艳并未接受同事的建议回家休息,而是坚持和大家一起,忙完了当天的工作。

  好在身体没有再提出“抗议”,关键数据也在黄艳和同事们的辛苦下给予了“回报”,他们顺利地拿到了这个科研项目。身先士卒、以身作则、工作拼命,在这种劲头下,黄艳先后完成了国家质检总局、北京市的多项科研任务,还主编了多项专著,出版了不少计量科普读物,让计量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

  有同事曾经粗略地进行了一下“计量”,发现黄艳每年加班累计达到800小时之多,繁忙的工作让黄艳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,也让她留下了不小的“遗憾”,那就是对女儿照顾不周。面对孩子每次“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好好陪我”的疑问,她只能以“等妈妈忙完了这一阵子”来回答,只是她自己也不清楚,这个“承诺”到底何时才能真正实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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